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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华文化发展方略 深化两岸四地文化交流——在“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上的总结讲话

  正如众多学者所言,我也认为,在这次沙龙上每个人视角不同,文化背景迥异,所思所得自然各有不同,但最终都能满载而归。为此,我在考虑如何进行总结时找到一个“讨巧”的办法。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大家集思广益所得,当然也有我的些许思考。
  我首先要谈到中华文化的深厚渊源。大家都提到了中华文化有着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积淀,特别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已达3400多年。但是,何谓深厚?我以为,中华文化的深厚体现在四方面:深入人类心灵、来自社会生活、关怀天地万物、努力超越现实。韩秉芳先生强调,宗教信仰来自原始人对未知世界、包括时空的一种想象、一种敬畏。这也是来自心灵。我想补充的是,中华文化来自心灵,不寄托于“超越”、“先验”和“绝对”的“存在”,而是来自人的体验,在漫长的农耕生活中,对自然、对自身、对各种“关系”的体验。因此,我们的文化是从经验中来,从思考(理性)中来,从关系中来,关系也就是社会。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以及吸收了印度文化营养的中国化佛教,乃至民间信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依据生活体验得出的规律处理种种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其实这正如陈若曦女士所言,这是我们祖先有先见之明。我认为“早熟”的说法是受了“欧洲中心论”影响的产物,是以“晚熟”的西方文明为标准。中华民族“悟道”比他们早,其实我们是正常的,他们是晚婚晚育。例如“天人合一”,就是我们祖先在原始耕作环境中感受,在日落而息之后对着星辰观察思考所得。中华民族的这种先见,比其他古代文明所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早了几乎一万年,而近代的西方科学,天文学、生物学、数学、力学等学科的成果,不断证明了中华文明对宇宙和人体的认识更为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现。许多学者,包括著名人文学者牟复礼都专门提到过这一点。当然,我们的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成长过程,在这过程中,诚如大家所言,儒、释、道以及诸子百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民间信仰自古就有,一直发展到今天,但它始终没起到主干、引领的作用,仅作为一种土壤、营养而存在。中华文化的深厚也体现在其价值上。直到现在,在西方现实生活和哲学里还在强调每个人就是一个自主的个体。而中华文化认为,人从来不是一个完全自主的主体,他处在极其复杂的社会以及和自然的关系网络里,也就是马克思所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非常契合中华文化。所以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佛家讲空有、因缘,因缘就是关系。怎么处理这种关系才能使得人类能够平安、幸福地生活?这就是中华文化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构建一套伦理解决的问题。
  我们走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的价值当中有和合哲学,有一统观念。这种一统不仅仅指国土和民族的一统;这从周代就已经完全形成并见诸文字,而且在各派学说当中都有所涉及,如儒家的“一以贯之”、道家的“抱一以为天下式”、佛家的“万法归一”等。儒、释、道之所以能够相生,跟一些基本理念非常接近有关。中华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内求诸己,即自身人格与道德的不断提升、超越。“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具体运用之一。佛家讲“见性即佛”,道家讲“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要不自是,就要反躬、反思、反省。中华文化非常注重辩证,这不仅集中体现在《周易》、《中庸》里,而且佛家的“中观”,道家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都是讲这个道理。中华文化讲“生生不息”、“变动不居,无始无终”,儒家对于探讨世界“第一因”缺乏兴趣,佛家明言“无始无终”,道家归结于“道”,但是“道可道,非常道”,“强为之名曰大”。
  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化至少自有可考的文献文物以来,都是“以人为本”,起码进入周代以后就不再是“以神为本”。而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提出“以人为本”是挑战他们自古以来的“以神为本”的。因此,方东美先生讲过,周代出现过一场文化革命。以人为本最根本的还不是政治上的“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而是对生命——一切生物的生命——的尊重,对天地的敬畏。把这些联系起来,这一系统几千年前就已形成。以后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由精英、王者总结成理论,这还不是“早熟”吗?今天还有不少西方哲学家在苦苦思索当下的诸多问题,但他们很难摆脱“神”。黑格尔的哲学仍然带着神的影子,且不说康德。可是今天我们谈哲学,就没有神的影子,都是靠客观实在和主观剖析。这种文化并不是任何力量能够隔断的,只不过有一个兴与衰的问题,兴而衰,衰而复兴。当然每个时代都应该探讨这些东西在当代的价值。今天,只有我们取得共识,确认中华文化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对我们今天还有用,才能谈到它的发展、传承。
  我们如何来呈现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我想从以下四方面加以阐述。


  坚守自己文化的根
  文化是民族之根,文化自身同样有根。把握这根,是最重要的,要坚守。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伦理、哲学。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也就是处理各种关系的原则和原理。一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有了多重的身份,就有了身和心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自己所在的群体和别的群体、个人和群体、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现实和未来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有一套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决定一切的。任何时代从事哲学研究或进行哲学思考的人总是极少数,人们时刻感受到、了解到、须臾不可离的,则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就是处理种种关系的现实的准则。至于文化表层的事物,从衣食住行、风俗礼仪、婚丧嫁娶,到法律制度,不过是一种民俗符号、标记,或为了当下而制定的规矩。包括张晓风女士所谈到的文字、语言,它是人们彼此认同的第一步,但还达不到心灵的认同。例如,我们出国旅游,忽然在瑞士某个小市的市政广场上听到有人讲汉语,就会感到特别亲切,回头看到中国旅游团,会去打个招呼,但心并没有贴近;心要贴近,就需要在根上认同。符号、标记等当然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会渐进式地反作用于根。要坚守,就需要反思。中华文化可谓命运多舛,其中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一)反思五四运动以来胡适、鲁迅两位先生对于近代文化研究的清理和评价
  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只有上卷,下卷却写不出来,他写不出来就是贡献。《中国哲学》是胡适先生跟着杜威先生研习实证哲学之后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但最终难以终结。他按照西方标准说,印度的《奥义书》和婆罗门教最糟糕,现在已证明这不是事实。但是胡适先生为中华文化的保存弘扬以及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可惜海峡两岸近年来对于胡适先生、鲁迅先生的研究都已逐渐冷落下来了。
  (二)反思明朝中叶到清初中国思想界的脉络从明中叶到清初,很多思想家已经要突
  破中华文化的自我禁锢,想到了社会未来的进步。结合当时手工业、商业的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工业化萌芽,除了没有蒸汽机,后代工业革命所有的一切都已基本具备,只剩下动力问题。英国率先发明了蒸汽机,一台蒸汽机可以代替几十甚至上百人,生产力获得了极大提升,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旧有的生产关系,于是资本主义应运而出。而我们当时仍然靠水力、风力、人力、畜力。哈佛大学列文森教授曾经提出,如果不是西方给中国送去工业化,中国永远不会进入到现代化。这是否是事实?这个问题关系到对中华文化活力的评判和在继承弘扬时的取舍。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回答的资格,从明中叶到清初这一阶段的思想被世人所忽略,或者说缺乏足够重视。此外,欧洲文艺复兴所强调的人文主义,其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中华文化,包括传教士从明朝中叶起把中国的情况传回西方,把《四书》的部分内容译成拉丁文,所以从笛卡尔到莱布尼茨等人在著作中都提到了东方的智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人为本”。我认为这一点尤其值得反思。
  上面说的是两个节点,清理之后才能知道下一步如何创新,丢掉哪些、保存哪些、传承哪些。


  在创新中坚守中华文化
  只有创新才能坚守,固步自封很难长期坚持。周杰伦的一首《青花瓷》催动了大陆青花瓷生意的火爆,但我们吃饭能都用青花瓷吗?由于人的认识、兴趣、爱好会不断变化,生产工具、材料同样会不断变化,所以必须创新。我以为,创新主要表现为以下五方面:第一,对古老的智慧加以阐释,不仅仅是儒家,诸子百家都需要。这个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例如佛教中最深层的领悟是不可言说的,其实其他学说大抵也是如此,例如儒家的“仁”,道家的“道”。总体说,历史上每一次对古老经典的阐释都是在努力发展和创造。第二,应该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创新,这也就是现在常说的文化创意。第三,要吸收异质文化的营养,与异质文化相容相补。这种想法已经不同于张之洞当年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应该高于体用之说。西学有其一定的背景,它以科学理性为基础,以数学为主要工具,包括对天体、人体的认识,这是牛顿那一代人所确立的。这些事物在帮助人们认识物质世界、现象界时非常有用,这是我们的不足。
  阿拉伯数字对于人类的科技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果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捷便的数的符号,中国的数学、人文科学会比现在先进得多。这些事物是有用的、有利的,但也有局限性,无法解决人文和精神领域的问题。青年男女谈恋爱,能把爱数量化吗?佛教讲求顿悟,到多少才顿悟,百分比是多少?民间信仰可以量化吗?但是,西方文化中所包含的方法论,例如分析法,我们要学;在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的法制等等,我们同样要学,只不过不能照搬照抄。中国一向强调以德治国,为政以德可谓明训,但只靠德难以行得通,除了自律还需要他律,还要有法;西方只谈法不谈德,一个民族、国家如果只靠德治理,将会天下大乱,因为人的理性自觉需要通过学习、教化才能形成。现实的诱惑无尽,人的本性无善无恶,每天面临着抉择,因此必须用外力来他律。反过来说,若只靠法律不谈德,到了一定阶段,这个民族、国家就要解体。美国现在唯一能把人聚合起来的有两个要素,一是“机会”,不断吸纳各国的资金和人才,以此确保其持续繁荣;二是对外战争,一打仗其国内就稳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位研究东方文化的教授对我讲,个人主义是美国的建国之本,但现在是我们的癌症。每个人都是一个中心,岂能不散?不拒绝任何外来好的事物,但要以我为主,这绝非主观臆断,而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第四,应重建当代伦理。也许我们的伦理超不出古人的教诲,但要有新的阐释,也不排除用别的名称。第五,我们的当代价值不仅仅属于中国,应该奉献给人类,要走出去,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自信。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出两点:首先,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应该是民间的力量,这是文化自身的规律。其次,物质文化遗产固然重要,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震撼力、持久力和感召力都远远高于物质文化。
  为什么要走出去?世界遭遇危机时需要东方智慧,我们就应该主动走出去,但不是价值观的输出,是奉献;而且走出去能获得多视角、多方法、多管道的对自己文化的观察。虽然西方也有一些汉学家到中国来交流,但那是处于东方的语境下,我们的文化应该到他们的环境中接受检验。任何通过单一视角所看到的事物都像我们自己照镜子,只能看到单面,二维的。去年(2012年)此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纽约尼山论坛时,我与大华府大主教对话,探讨儒家和基督教对话的可能性,走下台前我请主持人看看我背后是否有白头发和头屑,主持人看过后说没有,很干净。这时我对大家说,这证明无论任何人多么聪明,都看不到自己的背后,全场对此报以热烈掌声。我们走出去就是转过身让别人来看自己的背后,包括方法是否对路、工具是否合适。另外,我们走出去也有独到优势,这就是王碧秀会长谈到的有几千万海外华人,当然有些人已经本土化,但只要心里还有中华,还有__唐山,他们就是中华文化与异地文化相容相生的先行先试者。另外还有港、澳、台地区,同样是吸收异质文化的平台,以及介绍异质文化到祖国大陆来的桥梁。我在澳门的一次讲演中说过,澳门有它特殊的地方;香港也是吸收西方文化的试验场,包括企业管理,在香港适应了才进内地,成功率会更高。


  明确发展方略
  为什么我们要提出文化发展方略?我们有经济战略、城市建设战略、教育发展战略、医药卫生战略,等等,就是缺少文化战略。对文化总应有个整体的思考,民间有责任进行思考,这是有用的。大家发表意见,促使文化人和民众纷纷思考、研究,供政府参考。走一步算一步是难以持久的。美国已经在其东北部休斯顿、纽约、华盛顿等城市这些精英文化区之外,在其西部和南部原来的文化沙漠中,培育出多个文化群,成长了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其实美国是有战略的,体现在各种基金会、协会的举措上,基金会背后有只强有力的手。美国没有文化部,但在文化创作、传播、输出中,处处有着政府的影子。它的文化在全世界走到哪里都畅通无阻,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点我们要学习。对外文化交流最好政府少出面。
  借这个机会,我想谈谈自己的期望,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
  首先,中华文化经过发展、创新,最终应该确立中华民族的信仰。中华民族的信仰从来是多元的,这里包括学说的信仰、宗教的信仰,也包括民间信仰。民间信仰除了有助于家庭、社区、社会稳定,还有一个宝贵之处,就是给人以心灵的启示。民间信仰没有高深的理论,但信仰者却有一种莫名的敬畏。人是需要有敬畏心的。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弱者,在社会面前也是弱者。民间信仰最适合草根,通俗易懂,同时也会因时因地产生变化,如烟台的妈祖庙和澳门的就不同,南京的不叫做妈祖庙,和天津的也不一样,祭拜仪式不同,彰显了地域性、多样性,这不是成型的宗教所能做到的。
  其次,在包括两岸四地在内的中华大地,对于中华民族应该遵守的伦理能有大体的共识。
  最后,激活社会的活力。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三条期望?因为文化显现在现实中。通俗地说,文化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显现在街道上,在家庭中,在人独处时。如果一种学说只停留在书斋里、论坛上、书本上,实际它已经死亡;如果一个艺术品种只保留在舞台上、屏幕上,它已经死亡;一种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只留存于博物馆时,它也已经死亡,如铜鼎、编钟。因此应该提出来,我们的文化、学说要到民间去。通过什么途径呢?首先是教育。通过教育,让人们对于人生价值获得正觉,对于伦理实现正行,对于艺术获得正知。今天人人都有自己追求的价值,有对自己存__在价值的定位,但有正有不正,应该用正去引导,去扭“曲”。一个完善的人必须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没有艺术素养必然会影响想象力的丰富,缺乏对无限空间和时间的想象和追求,也就难以创新。任何文化,最根本的是必须超越现象界,才能不断提高,而这就需要在生活基础上的学术研究,直至形而上的研究。其次是社区,包括乡镇、企业、城市居民区等,只要是以某种标准区分的人群,都可称之为社区。现代社会的社区实际上是古代宗法家族集中居住地的替代物。古代的邻居依靠宗法和家族,可以说是一个微观的世界,是一个人扩展视野、张扬个性、自由处理人际关系的场所。在写字楼里,人的视野只有业务,只有经理、老板、同事,无法张扬个性,社区则不是。最后是宗教。今天在中国大陆地区,宗教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此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古今中外所有有作为的君王,都既善于通过宗教稳定社会、把握社会,又善于管理宗教,引导宗教。古今各国都设有宗教管理部门,善于管理能促进社会和谐,不善于管理,不是宗教尾大不掉,就是逐渐衰落。教育、社区、宗教,既是我们保存、弘扬、创新文化的平台,更是最重要的抓手。
  在此基础上,我期望能够凝聚社会有关文化的力量,一起着力以下三点:首先要加强学术研究。当下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今天我们谈文化自觉,实际上还没做到。只有把文化认识清楚了才能真正自觉,这就需要学术。其次要唤醒仍然存在于广大民众心里的中华文化基因。最后是文化创意。就文创谈文创容易落到只着眼经济,要考虑到创意的内瓤和社会价值是首要的。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力量。同时要考虑物化的文化怎样才能内化。我有一个想法,将来我们能否联合提出组织“文化义工队”,请有志于弘扬中华文化的教授、学生、社会人士当义工,既是文化的传播者,也是践履中华文化的表率。
  两岸四地还需共同努力,在思考、探讨方略的过程中深化交流。可以举办研讨会、沙龙、论坛,等等。参与者虽然只是少数人,但是影响会很大。现在谈文化已经有些泛化,我们的责任是深化。


  落实研讨机制化
  我想,应该将研讨活动机制化。我的期望是:“两岸四地文化沙龙”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常设活动?例如大家定期不定期坐下来喝喝茶、谈文化;形式要多样,务实、渐进,对于取得共识不能“一口吃成胖子”,文化建设和对它的认识就是个漫长的过程,要循序渐进;分歧越来越多,共识也会越来越多,存异更能寻同;可以参考中国文化院办过的“普洱之夜”,就是请些朋友来,喝着普洱茶谈文化。
  总而言之,作为社会良心和知识精英,我们在挽狂澜于既倒,实际上中华文化早已面临灭顶之灾,我指的主要是伦理道德在街道上,在家庭中,在个人独处时,已经严重缺失和扭曲。但是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家庭,人们都看在眼中,急在心里,认为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家将不家,国将不国,于是传统文化开始热络起来。但狂澜已经卷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只是坐而论道,更需要奋起行之。“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们都是以仁以为己任,任重道远。在此我想引用地藏菩萨的宏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来表达自己献身于中华文化的心情。唐代的崔颢在诗中说过:“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春秋时期之所以儒学兴起,战国时期之所以名家、农家、墨家、兵家纷纷而兴,魏晋南北朝之所以又创造了一代文化,宋代之所以造就了中国哲学的顶峰,“五四运动”之所以出现,都源于当时人们遭遇了文化灾难。所以,我们和古哲前贤实际上是同命人。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携手并进!
  (本文为许嘉璐教授在“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上的讲话。)

 



许嘉璐,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文化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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