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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里米亚到甲午战争

——全球战略视野下的以史为鉴

201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午年,120年前的另一个甲午年,中日进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这场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实质上等于第一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日本则通过这场战争控制了中国台湾及周边岛礁,并获得巨额赔款,开始走上帝国之路。就在国人纷纷反思这场120年前的战争的时候,安倍内阁忽然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发生了乌克兰危机,并以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为标志,预示着美俄关系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紧张点。

在欧亚大陆两端发生的这两件事,貌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独具一种异样的深刻性。要明了何以如此,先要明了另一个历史事实:在19世纪的50年代,欧洲也曾爆发一次克里米亚危机,并最终演变为英法联军与俄罗斯的列强之战。这场战争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力量分布,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影响了甲午战争的发生和结局。而这一点在以往的史书中,恰恰是一个被长期遗忘的问题。本文即本着索隐钩沉、以史为鉴的精神,从全球战略视野切入,重看19世纪欧洲的波谲云诡,是如何影响到欧亚大陆另一端的那场甲午战争的。

不一样的起跑线

19世纪中期的世界正处于“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和平”之中。和古往今来的所有霸权国家一样,英国虽然号称日不落帝国,但也有其力所难及之处。从空间上讲,这个霸权的存在依赖于对大西洋、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控制,相应的,波罗的海与黑海可以靠封锁使之丧失价值,太平洋则由于鞭长莫及而成为遥远的海。从日本到阿拉斯加再到夏威夷这个巨型三角区域,在今日的美利坚霸权时代,可谓核心中的核心,但在不列颠霸权时代却是边缘中的边缘。所以,英国在征服印度、打败中国后,便满足于其既得利益,转而扮演现状维护者的角色。其直接影响就是,日本再次因其边缘性而受益,成功避免了成为“印度第二”的命运。

从这个角度讲,清王朝虽不像日本那样边缘,却也处在英国的力量末梢。但如下四个因素剥夺了清王朝的边缘优势:

第一,清王朝是远东体系的主导者,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具备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潜质。从遏制与预防的角度,列强也不会坐视中国孤立于西洋霸权体系之外。

第二,由于远东国家大多是清王朝的藩属国,即便列强仅对这些小国采取行动,最后也会导向与清王朝的冲突。中法战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第三,虽然当时的清王朝和日本一样,都缺乏主动向海外拓殖扩张的意志,但二者卷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深度却完全不同。日本之所以奉行锁国政策,起源于德川幕府对丰臣秀吉扩张政策的反对,也起于其对传统中国优势地位的默认(拒绝与台湾郑氏集团结盟就是最好的证明),更起于其对资源外流的恐惧。结果就是,日本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一个黑洞。中国则不然。当时中国之不主动向海外扩张,除了农业文明造成的大陆性格之外,尚有两个原因,一是清王朝担心有人在海外发展秘密反清基地,二是当时清王朝手中握有四种王牌商品:茶叶、丝绸、瓷器、棉布。其中前三样商品的生产加工技术长期被中国所垄断,又在欧洲享有极佳的销路。而中国制造的棉布在东南亚也有很好的销路,很多地区甚至以此为货币替代物。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军队也采购来做军装。这就客观上赋予中国一个卖方市场的地位。中英茶叶贸易尤其具有一边倒的贸易优势,而当时欧洲列国中又以英国对茶叶需求最大,这就令英国长期承受入超压力,最终竟采取向中国出售毒品的方式来平衡贸易。一延而有鸦片战争之爆发。这种由经济冲突而引发的军事冲突,在现代历史上屡见不鲜。

第四,正如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的那样:“富于资财而武力不足以自卫的城邦特别容易引起邻邦或强敌的觊觎。”中国市场广大,资源丰富,本为发展的有利因素,但也恰构成引发列强觊觎的诱因。日本市场狭促,资源匮乏,却反而不被列强当做主要目标。马戛尔尼访华的一个重大发现即为:中国武备废弛,尤其不注重火器的研发和使用。亚里士多德在数千年的箴言,竟不幸成为晚清中国的真实写照。

因此之故,近代中日两国貌似同样受到西力东渐的冲击,但级别和急迫性却大不相同。侵略中国的是当时最强大的英国,并随之引发了俄美法等中等强国的集体跟进。威胁日本的却是中等强国,且要受到大英帝国的限制。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1861年3月13日,俄罗斯军舰“波萨得尼克”号驶向日本对马的尾崎湾,一个月后进入芋崎浦,随之开始营造陆上建筑,谋求对该处的永久占领。日本对此举进行了抗议,但被俄军无视;该年8月,英国海军开始介入。在英国海军进行了武力威慑后,俄舰于该年9月29日退走。此后,英国驻日外交系统提出应顺势占领对马,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俄国南下问题。反而是英国海军部门通过理性的力量计算,得出结论:英国很难全面深入东北亚地区。而该地区可供俄国南下的基地绝非一个尾崎湾。一旦开了分割日本领土的先例,反而为俄国等中等强国瓜分日本提供了理由。倒不如由英国出面维持日本国土完整,反而对英国更加有利。最终,英国采纳了其海军的建议。于是,日本才得以依赖外力,在最虚弱的时刻维系住国土的完整。

克里米亚战争造成的冲突聚焦

如上所述,近代日本因其边缘性而得以避免与大英帝国为敌的现实。但是,全球霸主的止步,并不等于中等强国的止步。就在大英帝国雄霸海上的同时,俄罗斯立足陆权,跨越乌拉尔山一路东进,构建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巨型帝国。同时,美国通过不断的西进,成功变身为一个两洋国家,并开始跨越太平洋,向东亚冲刺。这两个国家很快就盯上了日本。在俄国看来,如果能够控制日本,哪怕只是控制几个局部地区,就可以获得太平洋上的不冻港和前出基地。而美国当时在北太平洋上有着投资巨大的捕鲸业,急需一个东北亚的补给基地,同时又需要一个介入东亚大陆事务的中继站。结果就是,在大英帝国这个世界霸主将日本视为无害的化外之民的时候,俄、美两个中等强国却同时将日本列入了自己的扩张日程。

1852年11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休•佩里作为遣日特派大使,率领一支蒸汽舰队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港出航前往日本,其任务为劝告后者放弃锁国政策。从而将日本变成美国进军东亚的基地。与此同时,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普嘉廷作为沙皇的遣日全权使节,也率领一支舰队奔赴远东。第二年7月(1853年)发生了著名的黑船开关事件。由于后来美国成为取代大英帝国的全球霸主,所以黑船开关被作为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而载入日本史册。但几乎被遗忘的另一个同样深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就在黑船事件一个月后,俄罗斯舰队也来到了日本,并发出了类似的开国呼吁。

同样是在这一年,在遥远的欧洲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的主战场虽然在黑海之滨,但支战场却一直延伸到北太平洋。当时,英国非常担心俄国太平洋舰队以北太平洋为基地,南下进行商船袭击战。因此,英法组成联合舰队,对北太平洋的俄国军队展开了军事行动。作为这一行动的附带结果,英国海军也开始谋求在日本获得立足点。就这样,日本终于被动卷入大英帝国主导的霸权格局之中。

克里米亚战争于1856年结束,同样由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随之打响,并一直打到1860年才宣告结束。俄国虽然在前一场战争中损失惨重,但很快,俄国就利用后一场战争的机会,强迫清政府连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合计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1864年,俄国又强迫清政府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土地。基本做到了失之欧洲,补偿于东亚。

但俄国通过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北太平洋交战,也意识到自己在远东的力量非常有限。于是,俄国在1867年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将自认为无力长期防御的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此后,经过长期努力,美国又于1898年吞并夏威夷,并于同一年控制菲律宾,一举成为在远东问题上极具发言权的国家。

同时,自普法战争之后,法国一意复仇,但又苦于国力有限,所以开始在海外扩张。而俾斯麦为了转移法国视野,并激化英法矛盾,也支持法国到海外扩张。于是,法国的扩张步伐很快也来到了远东,并立足中南半岛,开始经营法兰西的东方殖民体系。

所有这一切巨变固然令晚清的国防形势极其严峻,但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转机——大英帝国越来越难以维持远东均势格局。俄国威胁尤其让英国如芒在背。诚如斯皮克曼指出的那样:

“一支沿着领土圆周的直径活动的军队比起不得不沿着同一地区的周边活动的军队来,所遇到的困难要少些。同从大不列颠出发,环绕欧亚边远地区的圆周海道的外线活动的不列颠海军比较起来,俄国所有的是内部交通线。俄国的土耳其斯坦和印度西北部之间的交通线,同从南安普敦到卡拉奇的海道比较起来,当然是内部的运输线。”

为了改变这个不利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推行捆绑战略,扶植某个当地势力对抗俄国,英国则扮演幕后角色。这样一来,当本地力量形成新的抵抗中心时,交通线的长短关系就不再以内外线的形式体现;而是俄国在漫长补给线的终端,去对抗一个在家门口作战的本地国家。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英国在欧亚大陆的西端竭力保全“欧洲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端则扶持不久前的敌手——“东亚病夫”清王朝。这不仅是抗击俄国的需要,更在于,假如这两个老大帝国被中等强国瓜分,全球力量平衡就会被打破,就有可能在这两大帝国瓦解的基础上,产生能够彻底终结大英帝国霸权的新兴强国。

故而,英国对中国发展新式海军格外热心,不仅提供顾问、技术,还对中国留学生大开方便之门,允许后者报考英国的海军学校。而同时期的日本留学生则只能报考海事学校。如日后因指挥对马海战而名留史册的东乡平八郎,当年即因为这个限制而只能就读于海事学校。从中不难看出,当时英国并不看好日本,反而对其有所防范,却将中国看作潜在盟友。这就为晚清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搭车的机遇。而这个机遇的重要性又不仅仅在纯外交层面,而牵涉到晚清转型的方方面面。

半岛国家的困局

如果说英、日为岛国,德、俄是大陆性国家,中国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半岛性国家。因为这个独特的属性,中国一直都是拥有海陆两条战略线。其优点在于可海可陆,缺陷则在于易于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

从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标准衡量,中国的地缘环境非常好,东面、南面是大海,西南有喜马拉雅山,西面有沙漠与葱岭,北面是荒原与戈壁。等于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保护罩里。只要守住北方与游牧部落交界处的几个关键山口,就可以长治久安。内部强大时更可以开关远征,直捣黄龙,封狼居胥。

但是,从地理大发现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新标准看,中国的地缘环境却是极其尴尬的。其与陆权强国俄罗斯之间缺少海峡屏护,与海权强国如英、日之间,又缺少陆地的阻隔。这等于是两面受攻,长期两线备战。进一步看,东南沿海,万里膏腴,举凡清朝的经济重心、政治重心和人文重心,皆在此区,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就难以保全。失去了这个经济基础,国家的腾飞就折断了一支翅膀。列强火轮船日行千里,清朝的“天(朝)兵、天(朝)将”们徒步行军,实在是守无可守,战无可战,和也无可和。剩下的就只有丧师辱国和不平等条约了。西北、东北的陆防,同样吃紧;战线万里,乏险可守。若让人家从后门冲入,连锅端起,再有钱又有什么用?可是环顾全球各国历史,一国财力有限,陆权、海权极难兼顾。像法国,就是想同时成为陆海双强,而到头来海不如英,陆不如德。清王朝百废待兴,发展海上力量固是以己之短追人之长,纵然只想做一个陆权强国,东南沿海又如何措置?

具体到19世纪的东北亚,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两个国家就是俄国和日本。他们都是奉行远交近攻之术的领土扩张性国家,一旦咬住对手,绝不轻易松口。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英联盟,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可以极大弥补中国先天地缘缺陷的联盟,可以有效应对来自日、俄的两面夹击。

失去的机遇

就在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搭车机遇的同时,日本开始了针对东亚邻国的扩张行动。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1871年中日建立现代外交关系。1874年,日本即以琉球漂流民被土著杀害为借口,悍然出兵中国台湾。又过了两年,日本便强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此后又三年,日本吞并了琉球。纵然时人不会像掌握了历史纵深的后人那样,有一种以1894年为大限的倒计时紧迫感。但只需有敏锐的警戒性,至少是到了1874年或最迟1879年就应认清日本的威胁,并立足当时的全球战略格局和东北亚的地区战略格局,有针对性地谋划对日战略。

但是,事态发展令人非常遗憾。晚清官僚集团无人能够站在这样一个全局的视角看中日问题。包括被称赞为近代第一外交家的李鸿章,也只是相对于其同僚而言,较有外交意识,但并未形成明晰的外交战略。他在本质上从未真正认清19世纪的世界格局,也从未真正认清清王朝和其他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关注的即为纯武器装备问题,他一度以为:“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此后,他对现代军事变革的关注虽从单纯的战斗装备渐次扩展到新式交通、通讯手段,但在本质上仍未突破器物层面,对现代军事体系、军事学说和陆海战形态严重缺乏理解。在平壤失守、黄海海战之后,他总结战训时,念念不忘的依然是:

“(前略)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拙,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一意治兵,专师西法,倾其国币,制造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绌。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从令海战(中略)至陆路交锋,倭人专用新式快枪,炮精而且多,较中国数年前所购旧式者尤较灵捷及远。此次平壤各军,倭以数倍之众,布满前后,分道猛扑,遂至不支;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陆战之不力也。”

由此可见,相对于那些对现代武备一窍不通的旧式文人,李鸿章固然有其超越同侪之处,但终究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这就严重限制了晚清军事建设的成就。其背后掩盖的更深层失误即在于,未能认清西洋列强何以为西洋列强,也未认清清王朝何以为清王朝。这样他就完全没有对外借力的急迫感,对中英联盟这个机遇也寻常看去,未能深入思考,处在日俄夹击中的中国,如何摆脱困局。

日本则不然。

自源平合战以来,武士文化就成为日本的主流文化传统。从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年)到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日本更陷入了一百余年的持久战乱状态,史称战国时代。这个时代空前强化了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和多元博弈意识。这种精神和意识即使在锁国时代也未消失。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事件就是,日本著名朱子学者山崎暗斋曾问其门下弟子:如果孔子为主将,孟子为副将,率领数万兵马来进攻日本,我们这些学习孔孟之道的人该怎么办?对此,众弟子无言以对。山崎暗斋的答案是:“如果不幸真的遇到这种灾难,我们只有身披胄甲手执武器,与他们一战,擒孔子、孟子以报国恩。”既然连日本的理学家尚且如此,其他人等更可想见。

至19世纪中期,中日大致同时迎来了西洋列强的冲击。站在大航海时代的立场上,中国和日本都是技术的落伍者和全球扩张运动的出局者。当二者的国门被相继撞开后,又都经历了一段迷信万国公法,以为可以用协商手段维持国权的阶段。明治四年(1871年)十一月,日本政府组建了规模庞大的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臣,率领50名团员(其中就包括了伊藤博文)、50名留学生,出访欧美各国,企图以证明日本已经文明开化来换取列强废除对日的不平等条约。不难想象,这个使命是无法达到的,但日本在德国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在款待日本使节团的国宴上,俾斯麦以惊人的坦诚发表了如下演说:

“方今世界各国,皆谓以亲睦礼仪相交,此全系表面文章,而背地则强弱相凌,大小相侮。予在幼时,我普国贫弱,此乃诸公所共知。当此时也,亲阅小国之处境,常怀愤懑,至今仍耿耿于心而不去。彼所谓公法以保全列国权利为常典,实则当大国争利而于己有利时并不要求执行公法,而若于己不利,即翻脸示以兵威。本无常规可守,小国孜孜以条文与公理省察自己,不敢有越,以努力维护自主之权,但遇对方簸弄凌侮之政略,亦每每难能自主。是以慷慨而起,努力振兴国力,为使国家在外交上获得国与国之对等权力,而激起爱国之心。积数十年之努力,至近年方实现所望,此亦只是各国保全自主权之志愿而已……予生于小国,深知小国之处境,故亦深明此理……”

从此,日本高层开始认清现实,将19世纪的世界理解为一个放大的战国时代,进而借助现代交通技术的进步,施展远交近攻之策。岩仓使节团出访结束后,日本高层已深刻认识到:“在欧罗巴,最有势力国家当推英法德奥俄五国。欧洲各国之能强弱相持、大小相制、自主独立,皆赖此五大国保持均势。其中最雄强者为英法,最不开化者为俄国。(中略)各国自可寓权诈而施其政略,但我最亲厚者抑或英法,抑或俄国,抑或德奥,应以体察世界之真实形势而加以切实了解为定,而对历来之臆说与虚幻之论,应加痛斥而澄清自己之精神,乃识者之所望。”这就形成了一种清晰且强烈的结盟意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日本最终决定全力向英国靠拢。这就是后来吉田茂委婉承认的那样:盎格鲁撒克逊是世界发展主流,日本要与其保持一致,从而顺势发展。尽管日本的搭车战略要到甲午战争后才大见其效,日英关系也要到日俄战争时才达到最佳状态。但在甲午战争前,通过日本的不懈努力,日本大致维持了一个良好的日英关系,并破坏了中英同盟的成立。

中国却持续陷入固有的道德主义窠臼中难以自拔。一次次的外战失败,不仅没有促成国人的深刻反省,反而将一套固有的道德观念扭曲为一种弱者心态与受害者心态,更加强调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性,而不愿正视权力政治的现实一面。倭仁所谓“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之论固属极度迂腐。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等扣住狭隘的器物变革来反驳,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并未从根本上认清国际政治的实质所在。李鸿章对万国公法的迷信,就是最好的证明。当他在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6年1月24日)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讨论朝鲜问题时,才会有如下数段极具象征意义的对话:

森: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

李: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没用?

森: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

李:此是谬论!持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

森:万国公法也可不用。

李:叛约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容。(中略)和是和气,约是约束人的心,如这酒杯,围住了这酒,不教泛溢。

森:这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即去,杯子如何拦得住?

此消彼长的结果就是,近代中日关系迅速走向一个不对称较量的层面,一方是中国的道德主义和消极应战,一方是日本的现实主义和远交近攻。这种起点性的落差,深刻影响了此后的中日关系演变。

等到战争威胁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又开始迷信列强的调停,而完全没有认清以下四点:

首先,日本处心积虑数十年,绝不会轻易放弃这场战争。

其次,现代外交复杂多变,列强调停要在事前着力,而不能临时抱佛脚。当中国未能把握中英结盟的机会时,已经失去了最有力的外部助力。

再次,由于中国未能及时把握中英联盟的机会,英国固然已经不会在中日冲突中完全站在中国一方,但英国并不希望中日开战,因为无论谁胜谁负,都只能是让俄国渔翁得利。等于是英国既要借日本抗俄,又要维持中日间现状。但日本则是希望通过帮英国抗俄,换取英国默许他打败中国。所以,英中日三边关系极其微妙。而俄国则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样,打着“调停”的幌子挑唆中日开战,进而收渔人之利。战争末期,他伙同法德进行武力干涉,迫使日本退出辽东半岛,此后又诱惑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获得在中国东北修筑战略铁路的特权。义和团事件发生后,俄国又一步吞并东三省,进而控制朝鲜,成为中日战争中最大的受益者。但也因此令英国对其更加忌惮,从而起到了强化日英同盟的效应。但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与中国无关。反观李鸿章的调停,基本上是保持同时玩转英俄两大国的投机心态两面下注,最后反而引发英俄间的猜忌,从而削弱了英国对中国的支持。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即便李鸿章希望借助外力阻止日本开战,也不能抱有百分百的把握,要争取最佳结果,先要做最坏打算。备战工作必不可免。但李鸿章念念不忘“切不可衅自我开”,在日本不断增兵的情况下,不敢迅速进行军事反制。等到英国提出中日互换防地,中国军队驻扎在三八线以北,日本驻扎在三八线以南,汉城不驻兵时,是最接近调停成功的时刻,且可趁机收拢入朝兵力,与日本重新对峙。就算日后开战,也不至于被逐个击破。但事到临头,一直迷信调停的李鸿章又因为叶志超不敢坐船转移,突然拒绝英国方案,转而增兵牙山,反而给了日军一个非常有利的借口和机会,最终造成中国被迫在最不利的时刻进入战争的结局。

此后,从丰岛海战到马关条约,战争就在日本设计的轨道上一路狂奔了。

以史为鉴看今朝

通过前述对历史的回顾,不难发现,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极其密切,一地的冲突结果往往影响到另一地。对于中等强国而言,尤其要密切关注全球霸主的动向。一个国家发展,在根本上固然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精神,谋得卡尔所论述的自给自足能力。但在外交层面,面对借力的机遇,却要认清一个残酷的事实:在多元博弈的格局中,你放弃一个机遇,往往意味着对手抢占一个机遇。即便我方不希望借力以谋人,也要严防对手国的借力以谋我。晚清中国的失败,归根结底是一个战略低能造成的对抗失败。如果没有甲午战争,假以时日,晚清中国也会有机会逐步完成自己的现代转型。但是,日本的侵略粗暴地打断了这个现代化进程。今天的世界,由于核武器的硬性限制,大国间的博弈已不像19世纪那样惨烈、直接,但大国间的冲突从未远去,只是换了一种更间接的模式。这一次的乌克兰危机最生动地提醒了我们,今天的世界远非桃花源。而安倍的举动,更足以令国人警惕。历史不会机械地重演,但博弈的路径却可以复制。正所谓“毋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毋恃敌之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战争是攸关群体兴亡存续的大事,不容不郑重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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