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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舆论环境下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挑战及应对

在政治学意义上,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为一种为维护统治阶级国家政权而发挥思想功能的非暴力性、非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延伸到国际政治中,当一个国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而渲染对手政治行为的公害性,进而追逐狭隘国家利益时,意识形态的国际斗争功能也就产生。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从未停止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特别是进入信息全球化时代以来,西方更加注重利用新媒体带来的传播便利,抓住中国“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加大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度。美国2011年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明确指出:“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用数字媒体……组织社会和政治运动。”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2010年专门会见了美国几大网络公司负责人,表示要利用网络向全球推行“民主化进程”。当前,在新的舆论环境下,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和广大爱国民众深刻认识,高度警惕,有效应对。

一、新舆论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安全挑战

新媒体空间可以说已经成为现阶段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目前敌对势力通过直接发声或培植代理人发声的方式,在网络上传播大量威胁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特别应引起关注的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侵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动摇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一个国家的总体意识形态是指指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从属于统治阶级并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根本性和全覆盖性。中国总体意识形态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敌对势力借助网络工具把颠覆中国的总体意识形态作为靶心,辐射各个社会领域。

在内容上,主要是大肆传播和扩散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潮,挤压、替代、混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动摇社会主义根基。近年来,网络上传播的思潮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倾向:一个是炒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冷饭。这种腔调重谈和所谓“再反思”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陈词滥调,要么把意识形态虚无化,要么煽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信任和失望情绪。另一个就是热捧和扩张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力推私有制和市场万能论,以经济学的旗号,附带特定的政治诉求,批判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立场,强烈主张“细化的改革”,特别是主张把政治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放在第一位,其代表人物哈耶克直接叫嚣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民主社会主义则宣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强烈要求“多党制”,而要知道,正是戈尔巴乔夫积极推动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动摇马列理论的基石,才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苏联解体。

在方式上,主要是借助新媒体传播的特性,增强这些错误理论和思潮的欺骗性、隐蔽性。一是运用对比,刻意把当前中国发展中的矛盾和困难与西方的一些“光鲜面”进行比较,进而上升到制度优势的高度,以所谓鲜活事例的方式呼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时”、“失败”。二是发起讨论,制造网络议题,膨化这些错误理论和思潮的影响,同时以学术理论可讨论的方式,降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性,先是使之弱化为可讨论的范畴,进而再渐进性地使之进入否定性的范畴。三是扮演诤友,以一种关心中国前途和发展,没有政治因素考虑的虚伪姿态,在网络上支持、呼应中国境内“异见人士”的观点,貌似中立理性地鼓吹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等制度“可能不是最理想,但却是目前人类最好的制度”。这些方式借助网络,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蛊惑性,更易于使部分民众产生对西方制度的崇拜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

(二)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瓦解人民对党的政治认同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从党和政府的角度讲,主要是权威,从公众的角度讲,主要是认同。敌对势力通过网络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一个重要指向,就是千方百计地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从上破坏共产党的权威,从下瓦解公众对共产党的认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宣扬所谓“普世价值”。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连呼应,通过网络广泛渗透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并包装成人类的基本价值,具有适用于所有国家、民族的普适性,这些势力通过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污蔑中国共产党的理念是与人类基本价值相违背的。美国国务院在2010年1月,通过推特(Twitter)社交网络在全球发起对“民主”定义的大讨论,并以竞赛的方式,故意将“最富成果”的第一名颁给了中国人周曙光。西方热炒“民运”分子刘晓波的所谓《零八宪章》,并在网上动员支持者为其投票表示声援。西方借助网络向中国渗透所谓“普世价值”的用心和手法可见一斑。

其二是丑化中国共产党形象。一是通过网络对党曾经的一些曲折和弯路大做文章,污蔑党为“非正义的党”。西方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上故意掀起所谓“反思‘文革’”的舆论潮,称“中共发起‘文革’数典忘祖,断了中国文化根脉”,在网上鼓吹建立“‘文革’纪念馆”,并动员网民进行支持投票。还有一些人极力造谣,散布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数千万”,而且主要原因是共产党制造的“人祸”。二是通过网络刻意放大中国当前在改革进程中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描述“中共治下的非人间”。敌对势力和一些亲西方,甚至受到西方基金会支持的学者利用自己在网络上的影响力,以批判者的姿态,渲染描述官员腐败、城管暴力执法、食品安全等个别案例,极力煽动民众对党的不满和敌视。

其三是挑起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其主要方式为挑动民众对党代表和捍卫国家利益的信心不足,强化对党的怀疑态度。当前,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国家外部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与传统大国和周边国家这样那样的摩擦增多、凸显可谓符合新兴大国发展规律。然而一些敌对势力借一些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热点问题,如岛屿争端、渔业纠纷等,在网络上大肆散布“共产党对外软弱,出卖民族利益”,“解放军只有唱歌将军,没有打仗将军”,“共产党执政以来,丧失了大量领土”,“共产党执政是两岸不能统一的根本原因”,等等。以此制造民众情绪,强化民众对党的怀疑和对立,给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施压。

(三)污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弱化军人对党的忠诚度

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是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所在,西方在论及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时也总是“遗憾”和耿耿于怀“没有把军队争取过去”。长期以来,敌对势力一直把从根本上削弱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对解放军意识形态渗透的核心内容。他们大肆宣传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以军队为主,以地方为辅,从两个层面同时渗透,试图在军内瓦解部队对党的忠诚,在地方铺垫支持这些错误观点的民意基础。

关于“军队非党化”,敌对势力在认识层面搅乱政党与国家、政党与军队的关系,刻意把军队的政治属性与国家属性对立起来,以军队的国家属性否定军队的政治属性。“忠诚”这一概念,本来对全世界的军队来说都应该是一项具有褒义性的武德,但不同的军队所忠诚的对象却有差异,西方军队忠于的是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而解放军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国家和忠于人民的统一。一些西方媒体却刻意把解放军的“忠诚”污名化,宣称“军队不应该是某个党的私产”,污蔑解放军在本质上是“党卫军”,是“镇压人民的工具”。尤其是当网上出现涉军敏感舆情时,一些敌对势力更是煽风点火,把网上热炒的“豪华军车”、“军民纠纷”、“军人炫富”等事件的舆论风向竭力引导到质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制度上。

关于“军队非政治化”,敌对势力掩盖军队的政治属性,宣称军队是用来对外维护国家利益的,不应该介入本国政治,在政治上应当保持中立,不应该支持某一党派的政治主张。一些西方的代理人,在网上兜售所谓“美军战斗力强大”的原因是“非政治化”,是“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研究演练作战上,而不是附庸政治上”。2011年爆发的西亚北非乱局,背后都有西方利用网络挑拨、煽动的因素,一些国家的军队在骚乱中不作为,导致其国家分裂和人民陷入悲惨境地。一些境外反动网站也借机专门抛出“告全国军人书”,直接煽动解放军官兵效仿埃及、突尼斯军队,在关键时刻要“保持中立”,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关于“军队国家化”,一些境内外敌对势力在网络上长期进行党和国家关系的所谓“讨论”,尤其是在中国的重大节日庆典,民众爱国热情高涨时,更是以网络评论的方式集中散布误导舆论。这些谬论的核心就是,把党和国家割裂开,在爱国上,“应该爱中国,却不应该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军队来说,“应该保卫中国,却不应该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应该属于国家,而不是某一个政党”。这些歪理邪说,完全掩盖、扭曲我们的党是缔造、建设国家和军队,是全部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一根本事实。

(四)颠覆中国传统优良价值观,制造思想混乱和价值扭曲

这主要体现在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制造思想混乱。最近以来,所谓“戏说历史”、“历史真相探秘”等网络内容传播迅速,受众广泛,尤其是一些以研究历史为名号的营销微博账号更是吸引了众多“粉丝”。然而这些网络内容大多伪造史料,污蔑正统,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颠覆人们正确的价值认知,进而制造思想混乱,其背后大多有境内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影子。一些内容专门以中国青年群体为对象,对中国的领袖人物泼脏水,对军队的英雄人物污蔑亵渎,如一些网络段子污蔑雷锋“图享受”、“谈恋爱”,照片全是伪造摆拍,恶搞董存瑞是“被班长骗”,污蔑毛岸英是“做饭引来了炸弹”等,并竭力为袁世凯、汪精卫等早有历史定论的人翻案树碑。尤其是近来一些网络内容大肆歪曲谬传抗日战争史,否定党和军队的历史贡献。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在苏联解体前期,其国内一些学者就是在西方的支持和策动下,掀起了“重新评价历史”的浪潮,形成了真假难辨、黑白难分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种对历史根基的瓦解不仅否定了苏联党和军队的全部贡献,而且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合理性,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思想准备”。

另外一个重要体现是宣扬扩散西方消极文化,制造价值扭曲。西方不健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借助网络的开放性大量涌入,这些污七八糟的内容易使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出现异化和扭曲。而随着西方式的审美价值蜂拥而至,世界其他民族的美丽标准则模糊了,审美权也丧失了。在许多年轻人的心中,只知诺贝尔文学奖而不知茅盾文学奖,只知奥斯卡奖而不知金鸡百花奖。这些西方审美价值的涌入,使得人们易于根据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世界的先进与落后,如一些青年人热衷于西方电影和电视剧,对西方的文化品牌青睐有加,对西方的生活方式显示出向往之情,等等。而这些文化的传播易于使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蔓延,削弱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易于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蔓延,冲击国人的吃苦奉献精神;易于使极端自由主义和极端权利意识蔓延,瓦解国人的规则纪律意识;易于使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蔓延,偏移国人为家为国的价值方向。

二、新舆论环境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运筹

面对新舆论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安全挑战,必须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加以谋划运筹,特别是要在以网络为主的新媒体阵地上把正面宣扬社会主义主体意识形态与对错误思想开展舆论斗争相结合,坚决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是一家一人能够担负起来的,必须要从国家层面宏观筹划。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应实现与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外交谋略和传播战略的完美契合。面对挑战,应当超越“进攻”与“防御”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谋求“进攻”与“防御”的相互渗透,要如同散文,做到形(手段策略)散而神(中心目标)聚。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四方面:

首先,要有战略重点意识。意识形态涉及的主体、主题、环境、对象等元素非常广阔。这要求在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上既重视整体推进,更要有战略侧重点,不是在各个方面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住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笔者认为,就当前一个阶段而言,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重点就是网络领域;但也应注意到,网络等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发挥作用上有相互传导、相互影响的关系。所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在“管”和“堵”的层面,应当以网络为主,在“疏”和“引”的层面,应当做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兼顾。

其次,要实现战略分支之间的高度契合。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是一项全面、系统的工程,同时又具有极高的政治性,这就要求在实施过程中,应当在审慎研究各个战略分支与多个战略层次的基础上做出综合性的协调一致的安排,保证各个层次和纵横向之间的相对和谐。如对某一具体事件和议题宣传的成功,并不必然意味着这种积极的结果会渗透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大战略层面。美国向来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处于进攻姿态,他们有时对一个议题的宣传在不同层级上仿佛并不一致,甚至相悖,其实却在最高目标上高度内合,做到了貌离神合,收到了极好的意识形态渗透效果,这一点有必要引起中国的重视和借鉴

再次,要坚持目标牵引。目标牵引战略,没有目标而谈策略是盲目的。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目标要体现层次性和长远性。没有层次就无所谓长远,没有长远,层次也没有意义。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短期目标应当是在内部巩固主体意识形态,坚决隔离和管制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上危害己方意识形态安全的有害信息;中期目标应是提高中国主体意识形态的国际美誉度和传播力;长期目标则应当是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主体意识形态的认同度,提升中国主体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最后,要保持战略的动态稳定。意识形态工作是长期、渐进的战略工程,一旦经过严密论证制定了战略目标,就必须在宏观上保持目标的稳定性,而不应视之为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也不能因为突发事件或敌对势力故意制造、传播的议题而疲于应付,偏移方向。同时,应避免僵化,在目标稳定的前提下要适时、适机保证具体策略、技术的灵活性。总之,就是要掌握一种变与不变的艺术。

三、新舆论环境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三点策略

(一)培养强大的意见领袖队伍

在新的舆论环境下,意见领袖对于公众意识的形成发挥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单以微博为例,在现有门户网站的微博空间里,意见领袖们动辄有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千万的“粉丝”,其对粉丝的影响力极为巨大。有研究认为,一个微博如果拥有10万“粉丝”,其影响力就相当于一家中等规模的新闻网站;拥有100万“粉丝”,就相当于一份全国性报纸;拥有1000万“粉丝”,就相当于一家国家级电视台,由此足见意见领袖的巨大作用。特别是一些意见领袖介于官方和民间之间,没有官方的束缚、刻板,又具有普通民众不具备的专业性、深刻性,在舆论引导上发挥空间大,张力灵活度高。

以美国为例,美国国防部极为重视意见领袖队伍,他们网罗了为数不少的高级退役将领和军事学术专家活跃在各大重要媒体,为宣传军方的安全战略效力。美军通常先是以各种方式打造这些“专家”的名气,在招徕媒体注意的同时,提高民众对“专家”观点的信服度,然后斥数十亿美元巨资协助他们营造媒体门路和人脉。中国同样可加以借鉴,依托一些政治信仰坚定的专家学者、网络达人等,打造和建设一支专门为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和舆论安全的 “铁嘴”和“铁笔杆”队伍,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中,在国内媒体和境外媒体中宣传中国主体意识形态,反击和揭露各种危害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二)打造“总体宣传”的传播结构

法国哲学家雅克•艾略尔在论及宣传战略时,最早提出了“总体宣传”的观点,他认为:“宣传必须是总体的。宣传家必须用尽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包括报纸、电台、电视、电影、张贴画、集会和登门游说……每一种媒介都有其独特的穿透力,但因其局限性而不能单打独斗地攻击个人,瓦解其抵抗,操纵其头脑……一种媒体的效果有限,所以要用其他媒体来补充。宣传力图以一切途径包抄人的情感和意识。”他还进一步强调:“宣传家不仅必须动用所有的宣传工具,而且还要运用所有类型的宣传。宣传有很多种,但今天的趋势是把它们结合起来。”在新的舆论环境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要特别注重对不同媒体形态予以变化多端的组合应用,形成“生旦净末丑齐上场”的局面。同时,这种“齐上场”又并非简单的信息结构同质化,而是要形式各异,却异曲同工,搭建类似于“鸟巢”式立体交叉、犬牙相错的牢固传播系统。

具体而言,一是要实现国内媒体间的呼应。美国为了传播其意识形态,其传播策略、思路就是立体、深度呼应的,如在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时,往往是总统调子最低,国会议员调门就高一些,报刊骂得更凶,非政府组织最高调,各层级对外声音不尽相同,甚至貌似相悖,而实质却是“貌离神合”。中国国内媒体宣传要善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应努力做到巧妙搭配,同台唱戏,摆脱官方布置的感觉,实现核心目标的深度呼应。二是要实现“快媒介”与“慢媒介”的呼应。“快慢媒介”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提出。“快媒介”主要是指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大众媒介,“慢媒介”则主要指人员交流、图书、艺术传播等文化手段。中国要统合运用“快媒介”和“慢媒介”,发挥这些媒介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的最大化效能。

(三)加强负面信息的管理整治

要建立和完善各种机制,对那些在媒体上,特别是在网络媒体上制造、散布、传播危害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要依法坚决予以打击整治,绝不姑息。首先,要建立舆情监控机制。通过人力和技术手段,实时监测舆情动态,特别是对一些重点个人、重点议题要加强跟踪,分析其舆论走势,监测引起的舆论反应,确保情况在掌握之中。其次,是要建立舆情预警机制。根据实时监控情况,对抹黑中国意识形态,可能扰乱人们思想意识的信息要提前预警,确保能够及时管控,把危害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特别是要有战略前瞻和战略预判的能力,在一些敏感事件和敏感时间节点上,能够判断可能出现的敌对势力危害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舆论攻击,做到有备无患。最后,要建立管控和问责机制。对于那些长期制造、散布、传播危害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个人和机构,要依法坚决予以管理整治,不论其是出于境外背景还是境内背景,绝不手软、绝不妥协,对情节特别严重,危害特别巨大的,要上升到法律层面予以有效规制。同时,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安全阵地之一,各个归口部门应当本着“守土有责”的精神真正把自身职责落实到位,把自己的管辖范围管理好、维护好,从而更为全面有效地维护和深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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